摘要：抑郁已成为21世纪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根本原因之一。本研究以575名曲靖市高中生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重点考察母亲教养投入与高中生抑郁的关系，以及应对方式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研究之后发现：(1)母亲教养投入会直接负向预测高中生抑郁；(2)应对方式在母亲教养投入和抑郁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为，应该进一步重视母亲教养投入对高中生抑郁的重要意义，从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各层面做好母亲教养投入的支持工作。

  抑郁是一种个体在面对外界压力时因为无力应对而产生的消极情绪[1]，是全球青少年常见的心理卫生问题，已成为21世纪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根本原因之一。在青少年抑郁问题的相关研究中发现一种“陡坡现象”，15～18岁（高中阶段）是抑郁情绪增长最为迅速的阶段[2]，同时于晓琪等人通过对2010～2020年间国内关于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的252项研究进行元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的总检出率浮动范围在27.7%～28.5%。[3]因此，高中阶段的学生是需要高度关注的抑郁易感群体，必须更加清晰地探索和了解高中生抑郁的影响因素，并尝试进行预防和干预。

  在关于抑郁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家庭是引发抑郁很重要的影响因素。父母教养投入是家庭教养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背景下，母亲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往往比父亲多，总体而言，母亲教养投入多于父亲教养投入，母亲影响的效应值通常大于父亲影响的效应值[4]，因此关注母亲教养投入对孩子抑郁的影响具备极其重大意义，能够为干预和预防孩子抑郁问题提供理论依照和方法指导。

  母亲教养投入侧重于关注母亲教养子女的内容和行为本身[5]，是母亲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为促进子女的健康发展而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参与。伍新春等人结合中国的文化和时代发展的特点[6][7]，在Lamb的母亲教养投入三因素理论模型基础上进行了修订，更为全面反映了中国母亲教养投入的内容，适用于中国家庭母亲教养投入的研究。修订后的母亲教养投入仍旧包括三个因素，即互动性、可及性、责任性。其中，互动性指母亲直接参与照顾孩子的行为，即母亲和孩子之间发生的以行为为载体的直接接触及信息流通，主要指规则指导、学业支持、生活照顾、情感交流和休闲活动；可及性指母亲和孩子之间未发生直接互动，当孩子需要时母亲能够注意并做出回应，最重要的包含空间可及、心理可及；责任性指母亲为了孩子的发展而做的准备、积累、规划、支持等活动，最重要的包含榜样示范、自我成长、信息获得、教养支持、发展规划。母亲教养投入的可及性与责任性均是在母亲与孩子未发生直接互动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考察，测量的是母亲对孩子的回应及对孩子发展所做的准备、积累、规划等活动。伍新春等人指出，母亲教养投入中的互动性维度是母亲教养投入最重要的指标，在母亲教养投入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多采用互动性维度测量母亲的教养投入行为。[8][9]因此，本研究也采用互动性维度测量母亲教养投入行为，最重要的包含母亲对孩子的规则指导、学业支持、生活照顾、情感交流和休闲活动5个方面。研究指出母亲教养投入对孩子很重要，在母亲的正能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会更有幸福感、满足感，如果母亲与孩子之间有更多的积极情感互动和言语沟通交流，那么孩子就不太可能会抑郁。而缺失母亲的生活照顾和情感交流则会大幅度提升青少年出现抑郁的可能性。[10]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是：母亲教养投入会负向预测高中生抑郁。

  在抑郁的心理应激理论中，Coyne指出心理应激包括应激源、中介变量和心理生理反应（抑郁问题）三部分[11]，其中应激源主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各种生活事件、突然的创伤性体验和慢性应激。Shih和Eberhart将慢性应激定义为没明确的开端和结尾的持续性事件，其特点便是持续时间长。在已有研究中发现，家庭不良生活事件如亲子关系恶劣、父母婚姻不协调、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父母对孩子拒绝现象等都会成为慢性应激源。[12][13]在中介变量的相关研究中发现，认知评价、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控制感等都会在应激源和心理生理反应之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认为，缺乏母亲教养投入会成为慢性应激源，并通过孩子的应对方式最后导致孩子出现抑郁问题。在应对方式的研究方面，Lazarus认为直面困难并试图处理问题的策略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用情绪化的方式来应对压力的策略是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方式。[14][15]

  关于母亲教养投入和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表明，和家人之间亲密而积极的情感互动和交流是青少年面对压力情景时选择有效应对方式的主要的因素。朱丽萍在对大学生的应对方式研究中发现，以情感表达为主的父母陪伴子女的时间更多，更加善解人意，并积极表达自己对子女的支持，经常表扬和肯定子女。这类子女能够明显感知到父母的教养投入，会更倾向于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通过积极地向他人寻求帮助、对朋友倾诉、改变自我不合理认知等方式来应对所遇到的困难和面对的压力。[16]同时也有研究发现，母亲教养投入的匮乏会通过影响母子依恋关系，因此导致孩子对人际关系缺乏自信和出现不安全感，因此更容易选择逃避问题、将问题合理化、否认问题、通过宗教途径寻求支持等防御机制，采用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方式。

  有研究指出，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方式会增大压力的影响，可能引发更多消极情绪，与抑郁存在正相关。[17]而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更能缓解个体的消极情绪，使抑郁的程度降低，并且在应激事件后和相当一段时间内，都表现出较低水平的抑郁。[18]高中生受限于认知水平的发展、能力水平的不足和知识储备的缺乏，很容易自动化、习惯化地采用过去常用的应对方式，而那些过去常用的应对方式可能已不再适用于高中生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因此导致应对失败的结果。当遭遇失败体验后又进一步对自我能力产生怀疑和贬低，从而陷入抑郁当中。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二个假设：应对方式在母亲教养投入和抑郁间起到中介作用，母亲教养投入会正向影响问题中心应对方式，问题中心应对方式能负向预测抑郁；母亲教养投入会负向影响情绪中心应对方式，情绪中心应对方式能正向预测抑郁。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抑郁的心理应激理论模型，关注母亲教养投入和高中生抑郁问题之间的关系，并尝试探索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在云南省曲靖市某高中选取高一、高二和高三年级学生，共发放问卷600份，在课堂上集体施测，由研究者统一回收，共回收问卷600份，回收率为100%，剔除完成率低的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575份，有效率为95.8%。其中男生264人，占比45.91%，女生311人，占比54.09%。参与研究的被试年龄为14～18岁（M=15.78，SD=0.75）。

  本研究采用伍新春等人编订的青少年评价母亲教养投入行为量表施测[19]，量表包含5个维度，即母亲规则教导、学业支持、生活照顾、情感交流、休闲活动（文中分别以M1～M5表示），共22个项目。该问卷采用5点计分，0～4级评分，0表示“从不”，1表示“偶尔”，2表示“有时”，3表示“经常”，4表示“总是”。母亲在某维度上的得分越高，说明母亲在该维度上的教养投入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母亲教养投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5，结构效度检验结果为：RMSEA为0.07（0.08），CFI为0.91，TLI为0.90，表明模型拟合良好。该问卷由学生独立填写。

  本研究同时采用Radloff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的中文译本施测[20]，量表共由20个项目组成，大多数都用在评价最近一段时间出现抑郁的频率，着重于评价抑郁情感或心境，其中4个项目为反向计分。该量表采用4点计分，1～4表示次数由从不出现或偶尔出现到多数时间出现或持续出现，得分越高表示抑郁情绪体验越强烈。量表通过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人际四个侧面评定抑郁状态。本研究中，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1，结构效度检验结果为：RMSEA为0.06（0.08），CFI为0.93，TLI为0.92，表明模型拟合良好。该问卷由学生独立填写。

  本研究还采用了陈树林等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施测[21]，该量表包括36个题项，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包括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合理解释三个维度(文中分别以P1～P3表示)；情绪中心应对方式包括忍耐、逃避、发泄情绪、幻想或否认四个维度（文中分别以E1～E4表示）。该量表采用4点计分，1～4级评分，1表示“不采用”，2表示“偶尔采用”，3表示“有时采用”，4表示“常常采取”。本研究中应对方式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4，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分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9，结构效度检验结果为：RMSEA为0.06（0.08），CFI为0.91，TLI为0.90；情绪中心应对方式分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91，结构效度检验结果为：RMSEA为0.06（0.08），CFI为0.91，TLI为0.90，表明模型拟合良好。该问卷由学生独立填写。

  研究者联系所选中样本班级的班主任，说明研究意义和价值，通过同意参与研究的班主任向学生家长发送研究介绍和邀请函，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在获得学生家长及学生的知情同意后，选择班会课时间由研究者和班主任共同主持和指导学生进行问卷填写，填写时间为30～45分钟，研究者当场回收问卷。

  使用SPSS25软件录入数据，对数据来进行清理，完成问卷信效度检验，接着进行描述性分析、差异性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等；使用Mplus8.3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构，从而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验证理论假设。

  在本研究中，因为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法，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为了尽量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测量过程中对部分项目使用反向题进行一定控制。在数据收集完后，对所有变量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22]，将母亲教养投入、问题中心应对方式、情绪中心应对方式和抑郁等所有变量放入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检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结果发现，因素分析共提取15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9.82%，没再次出现只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解释率大于40%的情况，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很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母亲教养投入及各维度均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36～-0.17，ps0.001；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各维度均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48～-0.28，ps0.001；情绪中心应对方式各维度均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17～0.43，ps0.001。母亲教养投入及各维度与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及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23～0.43，ps0.001；母亲教养投入与情绪中心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5，p0.01，各维度之间均呈负相关。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1，相关不显著。详见表1。

  通过母亲教养投入、问题中心应对方式、情绪中心应对方式各维度为潜变量分别测量母亲教养投入、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和情绪中心应对方式，然后以母亲教养投入为自变量，以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和情绪中心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以抑郁为因变量，使用Mplus8.3进行数据分析，采用Bootstrap置信区间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测验证，设定重复取样1000次。路径模型拟合指数RMSEA为0.08，CFI为0.95，TLI为0.91，模型拟合良好。母亲教养投入的5个维度在潜变量上的载荷的绝对值在0.63～0.88，问题中心应对方式的3个维度在潜变量上的载荷的绝对值在0.58～0.87，情绪中心应对方式的4个维度在潜变量上的载荷的绝对值在0.49～0.79。详见图1。

  由表2可知，各个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除母亲教养投入—抑郁和母亲教养投入一情绪中心p0.05，其余路径系数ps0.001。母亲教养投入对问题中心应对方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系数为0.44；母亲教养投入对情绪中心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标准系数为-0.18；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对抑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标准系数为-0.43；情绪中心应对方式对抑郁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系数为0.42；母亲教养投入对抑郁有显著负向影响，标准系数为-0.12。因为各路径系数均显著，可知中介效应显著，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进一步检验后察觉缺陷中心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al*b1）与情绪中心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a2*b2）有显著差异，非标准化系数为al*b1-a2*b2=-0.76（p0.05）。

  母亲教养投入一问题中心应对方式—抑郁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0.19（p0.001），其95%置信区间为[-0.27，-0.12]；母亲教养投入一情绪中心应对方式一抑郁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0.07（p0.05），其95%置信区间为[-0.14,-0.0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8%。详见表3。

  本研究结果为母亲教养投入对高中生抑郁有直接负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跟以往研究结论一致。在母亲教养投入各维度上，情感交流、休闲活动和学业支持的贡献率相比来说较高，以往的研究也发现如果母亲能够多与孩子共同参与休闲娱乐活动，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孩子形成安全的母子依恋关系，促进母子间形成畅通的沟通渠道和情感交流渠道，增强孩子的积极情绪体验；母亲给予孩子积极的学业支持，可以缓解其学业压力，提升自信心，提高学业成绩，提升自我效能感，由此减少学业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母亲教养投入中的规则教导和生活照顾两个维度的贡献率相比来说较低，原因是高中生处于发展自我统一性的阶段，有较强的独立探索意识，并逐步形成自律的道德要求，因此母亲的规则教导相对来说贡献率较低。同时，高中生相对而言已经具备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因此对母亲的生活照顾的需求相应减少，也导致母亲的生活照顾贡献率较低。

  本研究结果验证了应对方式在母亲教养投入对高中生抑郁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母亲教养投入会正向影响问题中心应对方式，问题中心应对方式能负向预测抑郁，在已有研究中也发现良好的母亲教养投入能够促使孩子形成更加积极的同伴关系，在和伙伴的交往中会更加自然随和，提升孩子的社会性技能和社会性发展，并减少孩子的攻击行为和社交退缩。从而当其遇到压力情境时也能更积极主动、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苦恼和困惑，并积极向他人寻求帮助，处理问题，并最终对压力情境做出有效应对，表现出较低水平的抑郁。

  母亲教养投入会负向影响情绪中心应对方式，情绪中心应对方式能正向预测抑郁，匮乏的母亲教养投入会导致孩子胆小、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过分敏感，不敢探索外在环境，缺乏与异往的技巧与能力，所以在遇到压力情境时更容易选择忍耐、逃避、发泄和幻想否认的应对方式，从而可能引发更多消极情绪。

  研究结果发现，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较高，母亲教养投入虽然对孩子的抑郁问题存在直接影响，但更多还是通过影响孩子的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到孩子的抑郁问题。Bronfenbrenner提出的“ECO理论”也认为个体的发展会受到所处的环境影响[23]，而母亲教养投入位于核心的微系统层次，是孩子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所以孩子的成长和发展与母亲的教养投入有很大关系。母亲对孩子的教养投入会逐渐影响孩子的认知思维和行为策略，并反映在遇到压力情境时怎么来面对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并影响最终结果。

  研究结果还发现，在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和情绪中心应对方式两条中介路径中，问题中心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明显高于情绪中心应对方式。原因是在这两个不同类别的应对方式上，问题中心应对方式更多涉及与他人的人际交往活动，需要向他人主动求助、寻求支持，情绪中心应对方式则更多局限于自我的消极认知思维。而母亲教养投入会更多影响孩子和他人的人际互动交往，缺少足够的母亲教养投入，会使孩子产生人际方面的消极知觉，并对向他人求助、寻求支持等人际活动产生消极预期，导致孩子不敢向他人求助、寻求支持，最后导致抑郁问题的出现。所以，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在母亲教养投入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有更显著的结果。

  总体来说，本研究之后发现母亲教养投入会直接负向预测高中生抑郁问题，应对方式在母亲教养投入和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根据结果得出，母亲教养投入和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对高中生心理健康成长具备极其重大价值和意义，可以为理解和预防高中生抑郁问题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指导。

  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家庭对孩子的终身发展所起的及其重要的作用不断凸显，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得到高度关注。因此，重视家庭教养投入，科学指导，广泛宣传，可以有明显效果地地帮助家庭和谐发展，促进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从国家层面，要出台相应的法律和法规、政策规定，保障母亲在家庭教养中的积极投入，如确保女性在求职就业方面得到公平对待，督促企业落实孕假、产假、带薪休假等制度，结合工作实际探索实施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制度；促进男女平等观念在家庭关系建设中落实落地，倡导父母平等参与家庭事务决策，在家务劳动中分工配合，一同承担家庭教养责任；对经济困难家庭，制定就业帮扶政策，开展就业能力培训，提供就业指导，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减少因经济问题导致的家庭教养缺失。从社会层面，要发挥好积极引导作用，多建设适合亲子共同休闲娱乐放松的场所和设施，提供积极教养投入的硬件条件；开展亲子教育讲座，宣传普及先进的教育方法的理念和教育方法，为家庭教养投入提供科学的指导；借助大众媒体发挥正面宣传作用，提供积极正向的舆论支持、信息支持；借助社区力量，提供互助平台，增进不同家庭间共性问题的探讨和学习借鉴的交流机会，切实解决家庭教养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学校层面，积极开展家长学校教育活动，普及高中生心理发展相关知识，教会家长如何正确与孩子做沟通交流，如何科学地进行教养投入，掌握教养知识和技能；针对已发现的教养投入较差家庭，积极进行干预，约谈学生家长，给以积极正向的引导；同时严格落实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开设，借助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指导高中生学会并运用问题中心应对方式，帮助其树立自助、求助意识，学会理性面对困难和挫折，增强心理健康素质，促进心理健康发展。从家庭层面，家长要积极学习，掌握正确有效的教养方法和技巧，理解教养投入的重要性，父母协同一致，共同参与；提高亲子陪伴质量，用心关注孩子健康成长，不断探索有效的亲子沟通模式。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强完善：一是本研究采用横断设计，难以具体明确各变量在时间纵向上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轨迹，因此后续的研究能够尝试采用纵向研究设计，通过长期追踪进一步探究母亲教养投入、不同应对方式和抑郁问题的动态变化和相互关系；二是本研究主要是采用问卷法，样本量较小，方法较为单一，在后续研究中能够尝试结合不同的研究方法，比如观察法、访谈法等，从各种角度更全面、更详细地考察母亲教养投入对高中生抑郁问题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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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调查研究 刘振敏：母亲教养投入与高中生抑郁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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